唐繁盛之時，是一個流光溢彩、絢麗多姿的世界。

杜牧感慨：“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杜甫稱贊：“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盧照鄰贊嘆：“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

這個多元開放的朝代，不僅有名垂千古的文人、雕梁畫棟的高樓，還有盛極一時的文化、蓬勃發(fā)展的經(jīng)濟，引得萬國來朝。在陜西歷史博物館，這幅熠熠生輝的盛唐畫卷徐徐展開。

萬國衣冠拜冕旒

唐長安城在當時是聲名遠播的國際化大都市，規(guī)模宏偉、規(guī)劃科學(xué)，這從展廳中的示意圖就可以看出。它從北至南整體分為三大部分：宮城、皇城和外郭城。宮城是皇帝居住和處理朝政的場所，也是儒家中封建帝王“居北而立，面南而治”傳統(tǒng)思想的表現(xiàn)。宮城有太極宮、大明宮、興慶宮三大建筑群，其中大明宮最為輝煌壯麗，被譽為東方園林建筑藝術(shù)的杰出代表、“絲綢之路”的東方圣殿。

大明宮的長寬比近似9:5，體現(xiàn)皇室“九五之尊”的地位；宮內(nèi)含元殿、宣政殿及紫宸殿三座殿宇，縱向排列在大明宮的中軸線上，分別代表了“三朝制度”的外朝、中朝、內(nèi)朝。含元殿是大明宮正殿，始建于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是唐朝皇帝聽政及舉行外朝大典活動的場所，前后共使用220余年。元旦、冬至?xí)r的大朝會以及冊封、改元、閱兵、受貢等重要儀式亦多在此舉行。大殿臺基有3層，高15.6米，殿堂東西長約60米，南北寬約40米，面寬11間，進深4間，殿前有70米長的龍尾道，供皇帝及百官登殿。坡道東側(cè)有翔鸞閣，西側(cè)有棲鳳閣，均以飛廊與正殿連接。

文人騷客對大明宮用盡了筆墨。“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囀流鶯繞建章。”賈至在詩中把大明宮的氣派以及百官上早朝時隆重的場面寫得活靈活現(xiàn)。王維則在和詩中進一步寫道：“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才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

宮城的南邊是中央政府衙署機構(gòu)所在地的皇城。宮城和皇城之間有一條寬達440米的橫街，形成一個大廣場，寓意為宮廷凌駕于朝廷之上。外郭城是官吏和居民的居住區(qū)，呈中軸對稱布局，11條南北向大街和14條東西向大街將外郭城劃分成棋盤式的108個里坊。朱雀大街作為主干線將唐長安城分為東西兩部分，道路網(wǎng)、坊市和城門等對稱分布。這正如白居易詩中所言：“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

朱雀大街還是“禮儀之軸”，承載了唐代盛大的禮儀活動，帝王到城南祭天會走這條街道，所以也被叫作天街，這便是唐代詩人韓愈的名句“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之中的天街了。

長安城的興建和規(guī)模是新的統(tǒng)一王朝實力和氣魄的顯示。唐長安城面積達8410萬平方米，是漢長安城的2.4倍，是公元446年修建的東羅馬首都拜占庭的7倍，比公元800年所建的阿拉伯首都巴格達大6.2倍，明代西安城僅約占唐長安城的1/10，其設(shè)計規(guī)劃和建設(shè)管理深刻影響著后世王朝的都城形制乃至日本等東亞國家的都城布局和建設(shè)。

葡萄美酒夜光杯

長安，這座輝煌的國際大都會，以其獨特的魅力，匯聚了全球各地的商販、學(xué)者及藝術(shù)家。這一多元文化的交融，極大地豐富了唐代的文化娛樂生活。

“葡萄美酒夜光杯”，盛唐詩人王翰激情四射的詩句，不只表現(xiàn)了邊塞詩的壯烈和大唐豪邁的氣勢，也是長安作為中西文化交匯的節(jié)點和絲綢之路起點的注解。沿著絲綢之路，商品交換、文化交流蓬勃發(fā)展。唐人將中原音樂與西域音樂融合，掀起了一股被稱作胡漢新聲的流行音樂浪潮，三彩載樂駱駝俑就是最好的例證。駝峰上架著平臺，方寸之間托起一支微縮的八人樂團。駝背成為流動的舞臺。7名樂手盤腿而坐，分別執(zhí)笙、簫、排簫、拍板、琵琶、箜篌、笛七種樂器，全神貫注地演奏。樂隊中間一位女子正站著歌唱，她裊裊的歌聲似乎充滿了整個現(xiàn)場。或許是音樂太過美妙，連駱駝都陶醉其中，仰頭嘶鳴相和。

唐三彩是一種低溫鉛釉陶器，色釉中被加入含有銅、鐵、鈷等元素的金屬氧化物，在燒制過程中隨溫度變化，形成多種釉色。因為大多包含三種左右醒目的純色，所以叫三彩。1959年，三彩載樂駱駝俑出土于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是一件唐三彩陶俑的精品之作。它不僅是唐朝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見證者，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產(chǎn)物。駝背上的演唱會，唱出了中西音樂的交融，也唱出了大唐盛世的包容與開放。

唐代的生活用具也受到中外文化交流的影響。館中展示的瑞獸葡萄紋鏡，是唐人使用的一枚銅鏡，呈圓形，直徑29.6厘米，獸形鏡鈕，以高浮雕瑞獸紋和葡萄紋為主題紋飾，伴有禽鳥、花草等，極為精美。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葡萄種子被帶回了長安。到了唐代，人們賦予葡萄吉祥的寓意，其長長的藤葉象征著長壽，茂密的果實寓意“多子多福”。唐高宗、武則天及唐玄宗開元時期的工匠們，還將瑞獸、葡萄兩種元素與銅鏡相融合，創(chuàng)造出了風靡一時的瑞獸葡萄紋鏡。

馬球運動在唐代可謂蔚然成風。繪制于章懷太子墓墓道西壁的《馬球圖》，原圖全長8.9米，因畫幅過于巨大，在揭取時被分割為5幅。畫面當中有20余名騎馬者，身著深淺兩色不同的服裝，戴幞頭，穿黑靴，正在馬球場上奮力馳騁、激烈競爭。他們有的雙手握桿反身擊球，有的揚起球桿準備擊球，有的手握韁繩直奔馬球，有的馳騁騰空，有的專注等待，比賽的緊張激烈感躍然紙上。

馬球起源于古代波斯，后傳入中國，到了唐代才開始盛行。唐太宗李世民經(jīng)常舉辦宮廷聯(lián)誼賽，邀請日本、高麗等國家前來參加比賽，以增進鄰國間的友誼，促進外交。打馬球不僅是宮廷活動，在民間也掀起了一股浪潮，甚至帶來了一波“周邊風尚”。商家們借機售賣做工精美的專用球杖、玉馬鞍等裝備，深受歡迎。

瑤溪碧岸生奇寶

文物，作為歷史的忠實見證者，鐫刻著歲月深處的寶貴信息，承載著過往時代的智慧與風貌。1970年發(fā)掘的何家村窖藏，有金銀器、玉器、銀餅和藥材等千余件，數(shù)量大、等級高、種類多、保存完好，被稱為“大唐遺寶”。這些寶貝不僅工藝精美，也進一步還原了盛唐的社會圖景。

唐人對瑪瑙以及瑪瑙材質(zhì)器皿甚是贊美和喜愛。唐代詩人錢起在《瑪瑙杯歌》中稱贊說：“瑤溪碧岸生奇寶，剖質(zhì)披心出文藻。良工雕飾明且鮮，得成珍器人芳筵。含華炳麗金尊側(cè)，翠斝瓊觴忽無色。”在何家村遺寶中，就有一件鑲金獸首瑪瑙杯。其造型宛若伏臥的羚羊首，由整塊纏絲瑪瑙制成，兩個修長的獸角向后一直延伸到杯口，獸眼圓睜，雙耳向后豎起，唇邊還有細微的毛孔胡須。使用時液體可以從大杯口處倒入，從底部獸嘴處流出，同時還設(shè)置了精巧的金帽作堵。

它的造型是西方一種叫“來通”的酒具。“來通”是希臘語的音譯，有流出的意思，大多做成獸角形。當時的人們相信用它來注酒可以防止中毒，舉起“來通”將酒一飲而盡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用于禮儀和祭祀活動。這種造型的酒具在中亞、西亞特別是薩珊波斯（今伊朗）十分常見。唐朝貴族以追求新奇為時尚，而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貴族崇尚胡風、模仿新奇宴飲方式的見證。

鸚鵡生動活潑、聰慧能言，深受唐人喜愛。白居易詩云：“若稱白家鸚鵡鳥，籠中兼合解吟詩。”何家村遺寶中就有一件繪有鸚鵡的器物——鎏金鸚鵡紋提梁銀罐。它造型飽滿、裝飾華麗，罐腹部裝飾著以折枝花和鸚鵡、鴛鴦構(gòu)成的四個圓形圖案。其中，罐腹兩個側(cè)面以鴛鴦為中心、四周飾以折枝花，兩個正面則以鸚鵡為中心、四周飾以折枝花。鸚鵡勾喙拾首、振翼翹尾，周圍花枝葉闊花大、肥厚豐茂，精美的紋飾及其占據(jù)的顯眼位置，使得鸚鵡紋成為此銀罐當仁不讓的主題紋樣。銀罐蓋內(nèi)墨書寫著“紫英五十兩”“白英十二兩”，看來這件銀罐是盛放煉丹藥物的器具。

舞馬在唐代是一種盛行的娛樂項目，高頭大馬會按著音樂的節(jié)奏起舞，口銜酒杯，半跪送至客人桌前，多時百匹馬同時表演。唐玄宗時期的舞馬陣容相當壯觀，常備舞馬多達400匹。唐代詩人張說在《雜曲歌辭·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中描寫道：“腕足齊行拜兩膝，繁驕不進蹈千蹄。髤髵奮鬣時蹲踏，鼓怒驤身忽上躋。”這樣歡樂的場面，也繪制在了鎏金舞馬銜杯紋銀壺上。

銀壺用模壓的方法在壺腹兩面各錘擊出一匹舞馬的圖案。這兩匹舞馬身形強健，體態(tài)豐滿，肌肉線條勻稱流暢。馬的鬃毛柔順地披在前額和脖頸上，尾巴高高揚起，每一根毛發(fā)的紋理都清晰可見。馬頸上系著一根挽成雙花結(jié)的絲帶，末端的流蘇隨風飄舞。舞馬的姿態(tài)極具動感，前蹄撐地，后蹄彎曲，嘴里還銜著一只酒杯。矯健雄壯的馬兒舞出了盛唐昂揚向上的精氣神。

盛唐的輝煌繁華雖已鐫刻于歷史的長卷之中，但它所孕育并傳承的文化精髓，卻如同血脈一般深深融入了中國人的骨髓里，成為民族精神的永恒烙印。那個時代不僅留下了璀璨奪目的詩篇歌賦、宏偉壯麗的建筑遺跡，更重要的是，它培育了一種開放包容、自信豪邁的文化氣質(zhì)，這種氣質(zhì)跨越千年，依舊激勵著無數(shù)中華兒女勇往直前，追求卓越。